外交部如何“收礼”

　　曾任外交部礼宾司代司长的鲁培新，在礼宾司工作了二十多年。他向记者介绍说，礼品最早都是面交，由双方国家领导人当面交换。后来演变成事先在钓鱼台国宾馆的一个客厅里摆好礼品，双方的礼宾人员负责交换。此前双方都列有一份制作考究的礼单，每项礼品都列在上面，一目了然。

　　鲁培新说，我方收到礼品后，就给礼品受赠对象（一般是国家领导人）电话报告一下，说对方送了一个什么礼品，描述一下大概样子。后来礼品交接手续越来越简化，外国赠送的礼品，礼宾司只有极为简单的记录。比如一个代表团来访，整个接待过程会有一份专门的档案，里边就有礼品这一项，什么礼品送给什么人，不过没有图片。

　　杨鹤熊也是外交部礼宾司资深领导，曾任礼宾司司长。两任礼宾司前司长都提到，礼品的接受、赠送只是礼宾司日常工作中的很小一部分。礼宾司主要负责外国元首来访的接待、宴会招待，我国领导人出访的活动安排等等。实际上很多礼品，领导人都没有看过，因为没有时间。

　　对于收上来的礼品，外交部每年会集中处理一次。“像我们这样经常出席外交活动的人，当然名下的东西会很多，派克金笔啦、手表啦等等，大大小小列了一堆。我们唯一能有一项小小的‘特权’，就是优先在自己名下的清单里挑一样东西。不过注意，不是白拿，是优先购买。”杨鹤熊笑起来。“价格大概是市场价格的几分之一。”鲁培新也说自己因这个“福利”买过日本的相机、摩洛哥的地毯，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这些高档货在中国还十分鲜见。挑完之后，其余的东西就处理给外交部的其他同事，每人一件，通过抓阄的方式认购。

　　来而不往非礼也，

　　送什么？

　　一般送礼有以下几种情况：我国领导人与各国领导人互赠；我国政府代表团出席对方国庆庆祝活动赠送礼品；有外国领导人或政府代表团访华赠礼后，我国还要回赠；我国领导人出席国际会议，要随行带去一些礼品。送礼对象中往往还包括对方国家的翻译和接待人员，各级别都要送到。

　　送礼也要因地制宜。给非洲国家送手工艺品，不如送一些实用的东西更好。鲁培新回忆，以前也送给非洲等第三世界国家一些电器，比如熊猫牌的电视机。另据杨鹤熊介绍，到了八九十年代，中国也向外国送过中国自产的电脑等数码产品，例如送给古巴、委内瑞拉、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一些轻工业的产品，比如衬衫、手表等也很受欢迎。出访时，这些往往作为赠送对方翻译和接待人员的礼物。在八九十年代，礼物中开始有一些画册。送画册，也是向欧洲国家学来的。主要内容是介绍当代中国在科技文化经济等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印刷得非常精美。

　　另外，送国礼也要做调查研究。外国人喜欢赠送照片给中国领导人，但在中国，还没有这样的习惯。不过这也启发我方礼宾人员，定制了一些专门的国礼。比如仍选择送传统的刺绣工艺，但就不拘于松鹤、熊猫等传统图案。杨鹤熊介绍，一次阿拉法特来中国访问，当时中方就送他一幅绣像，极为精致，也非常像阿拉法特本人。阿拉法特看后欣喜溢于言表，当场亲吻了一位中方礼宾司的女处长，表示感谢。

　　这种特制的礼品往往收效颇好。比如2009年奥巴马总统来访，中方赠送给他的国礼是一幅刺绣作品《奥巴马总统合家欢》，工艺出自著名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沈秀”。胡锦涛主席用十多分钟的时间如数家珍般地向奥巴马介绍作品的创作过程与艺术特色。奥巴马一家人的绣像栩栩如生，工艺巧夺天工，令奥巴马非常感动，惊叹不已。杨鹤熊也说，因为像刺绣这样的工艺很费时，往往需要提前半年就要做好准备下好订单。

　　送什么选好了，那怎么采买呢？对这个大家关心的话题，杨鹤熊也向记者详细解惑了一番。在外交部并没有一个专门负责采买的机构。因为每一个出访团的目的、需求都不同，当代表团的日程提前定下来，就会根据去访国家的情况来确定送什么。我方工作人员会和中国驻该国的大使馆沟通，因为他们对当地最了解，问他们希望我们送什么，使馆人员给出建议。有时还会问询外交部主管该国的地区司，比如美国，就请美大司的工作人员提出意见，最后再综合到礼宾司，酌情拟定礼品清单，上报给外交部上级领导过目审定。等批复下来了再去买，这些都是一次任务采买一次。

　　精心筹备，

　　避免“礼多人也怪”

　　中国人有句老话叫“礼多人不怪”，但这句话也并非百试不爽。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因为还缺乏外交经验，送礼也送出过问题。

　　1953年，我国驻匈牙利大使馆曾送给匈部长会议主席拉科西一些礼品，其中有一株象牙白菜。拉科西夫妇视之为非常珍贵的礼品，异常爱惜，向贵客展示时都小心轻放在地毯上，生怕摔坏了。但后来不少代表团到匈牙利，都带来类似的礼品，因此“匈牙利的同志也就感觉很平常了”。其他如景泰蓝、丝织风景画、刺绣、绸料等，“有些匈方的负责同志已得到类似的礼品不下四五份、六七份，甚至更多。”

　　鉴于这些问题，驻匈牙利使馆建议：出国代表团的礼品最好有计划地统一于一定的专门机构进行准备，根据代表团的性质、任务、成员身份和准备送礼的对象而有所选择和区别；礼品应尽可能简化，选择有纪念性质和富有宣传效果的为好，如锦旗、丝织或刺绣领袖像、年画、照片、画册和书籍等；成员身份不高的一般代表团不必带贵重礼品，只须带些小的手工艺品和明信片作为临时性的赠礼即可。

　　可见，“送礼”也是在外交活动中慢慢摸索出规律的。鲁培新和吴德广就给记者讲述了两人共同经历的一次效果非常圆满的“送礼”。

　　为庆祝中日邦交正常化二十周年，1992年4月，江泽民总书记访问日本。这次活动意义重大，为准备赠礼方案，吴德广和鲁培新等相关人员绞尽脑汁。考虑到不少老一代日本政治家对中国文化造诣颇高，于是他们向部领导建议，一是请我国一些著名国画家画些国画；二是请篆刻家为每位首相刻一枚印章。两件礼品既贵重，又高雅。这个建议得到了江泽民的肯定。

　　4月8日早8时，江泽民总书记在日本迎宾馆和风别馆，邀请福田赳夫、铃木善幸等六位日本前首相共进早餐。他们都是中日关系发展历程的重要见证人。早餐会上，江泽民向各位前首相赠送了画和印章，并和他们逐一打开名作欣赏，印章上刻着的是首相们的中文名字。这些特意准备的精心之作，让前首相们兴奋不已，赞叹其艺术价值甚高。鲁培新还记得，田中角荣因患中风，行走不便，说话也很困难。江泽民亲自前往他的住所看望，并赠送了画和印章，让田中非常激动，热泪盈眶。鲁培新和吴德广都肯定这次送礼的效果非常好，为江总书记的访日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

　　国礼怎么送？

　　大有讲究

　　送礼大有讲究，从1950年12月7日至1951年1月10日，外交部一连制定了“新年及圣诞节收授礼品及祝贺办法”、“收授私人礼物原则及办法”共三个内部规章，通报各驻外使领馆和“外交部各单位干部”。

　　吴德广表示，他自己总结的经验就是，首先要重视国礼的政治意义。三位“老礼宾”都不约而同提到了一件“好礼”，看来有一定的代表性，那就是1995年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时，江泽民主席向联合国赠送的“世纪宝鼎”。这尊高2.1米、鼎座高0.5米的巨鼎被安放在联合国大厦北花园的草坪上，既展现了中华古文化的源远流长，也象征了团结、统一和权威。杨鹤熊风趣地提到，“鼎”还谐音“顶”，“顶中国嘛”。这件国礼大气厚重，意义深远。其次是尊重各国的礼俗，送礼要注意他国的种种禁忌。比如向伊斯兰教国家赠礼，禁忌赠送酒类礼品，尤其是烈性酒。

　　鲁培新也概括了送礼中的三个误区。一是避免送礼过多，你送我也送，太重复。二是日常外交活动中，避免太贵重的礼物。每个国家都有规定，达到多少价值的东西都要上交，实际上受赠对象本人也拿不到礼品，倒不如送一些有意义的或者是实用的东西。三是忌讳体积过大。尤其对一些来访的外宾来说，太大件的礼品也不方便携带。

　　归根结底一句话：外交无小事，送礼有学问。